□ 滴石水

宰相是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天下行政事务。按理说身处此位不可能天天三缄其口。可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宰相，嘴上像是贴封条似的，尊口难开，说话极为谨慎。一位是五代后唐的宰相马胤孙，另一位是北宋的宰相王珪。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杀闵帝自立为末帝，不久即任马胤孙为宰相。马胤孙居相位，从不决断政事。他的秉相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用相印办政事；见客口不开，遇见上下左右不开口谈论国事；归宅门不开，到家后大门紧闭，拒绝见任何士大夫。因长久如此不开印、不开口、不开门，时人讥他为“三不开宰相”。

王珪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登相位，十几年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可他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上朝执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说“取圣旨”。皇帝表态后，他不问正确与否，恭敬回答“领圣旨”。退朝之后，见到部下，便说“已得圣旨”。他为相行政就是这套“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的固定程序。时间久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个“三旨相公”的绰号。

马胤孙、王珪如此作相，朝政可想而知。马胤孙时的朝政，任人摆布，他对什么事都不置可否，关键时刻像棵木头桩子，居相位坐看国家灭亡。王珪为相，“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而且心思极为龌龊，遇到有才能的人，变着法子进谗陷害。《宋史》记载，宋仁宗宴宝文阁作飞白书，分赐众臣，命王珪写上分赐大臣的名字和年月。欧阳修得到了仁宗的字，王珪却借机打压，除了仁宗让他写的名字和年月外，在绢书的最后写上了“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旨题”，让欧阳修非常不耻。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例给神宗进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之类的文词，神宗不满，朝臣进谗，遂有“乌台诗案”，王珪乘机施奸，找了苏轼的所谓“反诗”，挑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等句，向神宗进谗，说神宗已登大位，那有“蛰龙”之说，苏轼分明有二心。好在几个重臣为其申辩，否则苏轼将命丧黄泉。宋神宗想要收复被西夏占据的灵武，王珪唆使俞充上平西夏策，并指挥调度实施此策，结果惨败，《宋史》说：“永乐之败，死者十余万人，实珪启之。”“三旨”宰相就是这样行政而草菅人命的。

马胤孙、王珪身居相位，如木偶呆立，是因为才疏学浅、昏庸所致吗？不是。五代十国科举松弛，文人不追求进士及第。可马胤孙凭自己的学问，鲜见地考取进士。因为他有学问，文章又写得好，后晋、后汉的文臣武将都很敬重他。他还写过一篇有名的《槐虫赋》，借槐树上的白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志向。从五代史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家兼佛学家，有着很高的天赋。王珪则更是一个学问大家。“珪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他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欧阳修认为他是“真学士也”。他以文学进用，深受同僚推崇。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他的手。从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宋神宗曾说：“王珪诰有体，他学士不逮远矣。”曾撰《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四库全书》辑有《华阳集》四十卷，是北宋有影响的文学家。可见，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然而，才智学识成了他们窥时局、权利弊、投机钻营的重要支撑。

从《资治通鉴》《宋史》和新旧五代史中可以看出，他们如此不言慎行，貌似呆木，其实深藏心机。五代时期，政局复杂多变，朝廷官员朝不保夕。李从珂的朝堂，内有冯道、卢文纪等人的明争暗夺，外有节度使石敬瑭等人的虎视眈眈。为摆脱凶险，规避麻烦，马胤孙装聋作哑，慎权慎行慎言慎交，为的就是能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三不开”，他在救死不睱的年代，却毫发无损，老死于户牖之中。王珪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经受过拒拟英宗传位诏书之险，看到无数朝臣相互倾轧之凶，久涉险恶朝堂，他深知只有按皇帝的旨意办事，才是最牢靠的，唯皇上龙头是瞻，绝不袒露私衷，才能万无一失，让自己稳坐相位。

身处高位，在复杂的环境中，慎言慎行，是明智之举。但是，谨慎到唯唯诺诺、虚怀躬身、不分是非、呆若木鸡的程度，一定是心怀鬼胎，不是光明磊落、心怀社稷之臣。要说揣摩圣意，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大将曹彬，应是非常典型的。但是，他揣摩圣意，是为了把握好军事战略和行事方向，绝不徇私谋利，赵匡胤认为只有他不欺主瞒上。曹彬曾对朝臣们说：“人生何必作使相，好官职也不过多得些钱罢了。”是的，马胤孙、王珪就是为了多得私利、保全私利，才“三不开”“三旨”的。要说沉默寡言，孙权时期的宰相顾雍非常典型。他在朝堂上很少陈述自己的观点，可孙权说：“顾君不说话，只要说了言必有中。”顾雍不言，绝不是为保相位，而是为了让自己把问题想透研究透彻，然后会把想法告诉孙权。顾雍是个墨者，但不“过墨”，而是作为宰相，言必稳当准确。

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说过：“过谦者怀诈，过墨者藏奸。”看马胤孙、王珪的所作所为，大师之言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