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镇江焦山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至今仍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除了它本名“谯”还是名“焦”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焦公祠里的焦公究竟是本名“先”，还是本名“光”。前一个问题，笔者已有小文述及，这里要探讨的则是后一个问题。

文献表明，焦公名“先”在前，名“光”在后

对于焦公的名讳，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本名“先”，另一种说法是本名“光”。谁是谁非？

对于焦公的名讳，从今存历史文献看，最早是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管宁传”所录文献的记载。该书所录《魏略》说“先字孝然”，所录《高士传》说“世莫知焦先所出”，以及《魏氏春秋》说“故梁州刺史耿黻以先为仙人也”，也是称焦“先”。而且，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所编成的《太平广记》（参《进太平广记表》）所录《神仙传》仍说“焦先者，字孝然”。由此可见，焦公名“先”要早于名“光”。他当是本名“先”。

然而，对于焦公的名讳，论者或据《太平御览》所录《高士传》作“焦光”，就认为焦公本名“光”。个人以为，《太平御览》一书，其传世刊本，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引明代胡应麟《经籍会通》所说，“海内抄本虽多，辗转传写，讹舛益甚”，因此不排除“光”是误书的可能。这一误书，从宋真宗梦见的是“焦光”看，很可能在《太平御览》或其前已经出现。不过，即使“御览”原本作“光”，也只是显示当时出现了误作“焦光”的情况，并不足以证明焦公的本名是作“光”而不是作“先”。之所以误作“光”，当如《嘉定镇江志》所说，是“‘光’‘ 先’ 字略似”而产生的误书。今天看来，“先”字草书和行书容易误作“光”，但“光”字却不易误作“先”，因而“光”是“先”之误也不奇怪。

说到这里，论者可能会说：《嘉定镇江志》卷六“焦山”说《润州类集》称“旧经言焦光所隐，故名”，“旧经”应是唐朝人编的《润州图经》，这不是表明唐朝人就称“焦光”吗？个人以为，从“焦光所隐”是在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后就可以看出，所谓“旧经”，当是指撰成于宋真宗敕封焦光于“樵山”以后的《祥符图经》，如果以为是唐人所作，显然错误。因此，说唐朝人称焦公为“焦光”，根据错误，说法也错误。不过，《祥符图经》作“焦光”，却显示宋真宗以后，宋人已开始流行称“焦光”。至于米芾所撰《焦山普济禅院碑》作“光”，此文也作于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后，更不能据此证明焦公本名“光”而不是名“先”。

焦公“字孝然”表明，他本是名“先”

我国古代的成年男子往往是既有“名”，又有“字”。“名”与“字”在意义上是相关联的。例如杜甫之所以字子美，是因为“甫”在古代是成年男子的美称。从焦公的情况看，他“字孝然”，对这一点论者未见有不同说法。而所谓“孝”有“善事父母”（《说文解字》）之义，“先”指“祖、父已殁”（《康熙字典》），是对已去世者（包括父母）的尊称（《辞海》）。可见，焦公名“先”，当有怀念父母等先辈，对父母等尽孝道之意。“孝”与“先”在词义上是相连的。但“光”与“孝”在词义上并没有关联。由此又可见，焦公的名讳本来当作“先”，并不会作“光”。正因此，从有关文献看，凡是作“焦光”的都不称“字孝然”，也就可见焦公的名讳本来是作“先”，而不会作“光”。

今天看来，从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的《太平广记》所录《神仙传》仍作“焦先”，但编成于太平兴国八年的《太平御览》（参《辞海》）所录《高士传》作“光”看，很可能由“先”误作“光”是始于北宋前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供皇帝“御览”的《太平御览》。在这种情况下，其后不久，当曾读过《太平御览》的宋真宗在梦见焦公后只会想到“焦光”，大臣们也只会想到“焦光”，也就容易理解了。

宋真宗感“梦”，

封焦公于焦山，定名“焦光”

如果说焦公在隐居“河之湄”时期的正式名讳当作“焦先”，作“焦光”属于误传，那么焦公在被封于焦山之后，他的正式名讳就当作“焦光”，作“焦先”只能说是本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则是缘于宋真宗的那个“梦”。对于此事，宋真宗在《赐汉隐士焦光明应公敕》中称：“迩者染疾未瘳，忽梦老人入殿，自谓‘东南隐者，持丹奉献’。梦觉，即愈。询之近臣，曰：‘光乃汉末高隐，遨游天堑，洞隐樵山，甘贫乐道。昔以三诏不起，廉洁自持……’封功报典，理之所宜。凡本山田地差役，一概优免；有司春秋祭奠，以为永锡之报。无负朕意，副所愿焉。”（录自《光绪丹徒县志》卷五）从敕文可见，宋真宗梦见“焦光”之所以封“焦光”于焦山，是由于他梦见的老人“自谓东南隐者”，“近臣”以为此人就是“焦光”，认为焦光曾“遨游天堑，洞隐樵山”，而古人所谓“天堑”是指长江，长江下游是北宋王朝的东南地区，古人称为“樵（谯）山”的焦山恰好正处于东南地区的长江之滨，因而认为是焦光曾经“遨游”至长江下游的隐居之地焦山。于是宋真宗封焦光于焦山为“明应公”。从敕文可以看出，宋真宗君臣本来不是不知“焦光”隐居于“河之湄”，只是由于宋真宗所梦，因而认定焦公后来又曾隐于“樵山”，于是封“焦光”于焦山。这一情况除了显示焦山古代曾名“樵（谯）山”之外，又反映了焦公的名讳在北宋前期特别是可能在《太平御览》中被误作“焦光”以后，已被朝廷正式定名为“焦光”。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看来，对于“焦先”与“焦光”的联系与区别，不妨理解为：隐居于“河之湄”的焦公的名讳当作“焦先”，作“焦光”属于误传；而被封于焦山的隐士当作“焦光”，“焦先”则是焦公的本名。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

说到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表面看来，宋真宗梦见焦光治好了他的病，就敕封焦光于焦山，似乎有点“轻率”，但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这样做是有他的政治“深意”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根据元代佚名所编《宋史全文》的记载，宋真宗做了皇帝以后，曾“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不止一次宣扬他梦见“神人”，“神人”对他说：“当赐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来日复当赐天书于泰山”；还曾梦见神人“传玉皇之命”。而且，他又喜欢提拔“草泽”之士，曾“召草泽魏野”，诏赐“钱塘隐士林逋”。他这样做，显然是要显示他是一个神灵护佑、重视人才的圣明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梦见隐士焦光，认为焦光治好了他的病，因而敕封焦光于焦山，实际也是在借此事宣扬他是神灵保佑的圣明天子。由此看来，对于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一事，说他相信鬼神可以，但如果以为此举未免“轻率”，却不符事实。

今天看来，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虽然存在上述情况，但这件事却使得古代镇江在南山隐居有著名隐士戴颙之后，又在“北水”多了一位著名的隐士，从而更加凸现了古代镇江的山水之美，丰富了古代镇江的文化氛围，同时更加使得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焦山，在丰富了隐逸气氛的同时，又增加了更多的吸收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登临游赏，从而成为镇江江边三座名山之一，与北固山和金山相媲美。从这种意义说，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对于焦山的发展确实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