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约为4亿人。而在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人数只有735.8万人，不到20年时间，中等收入人数增长了54倍多，说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趋势也是非常好的。

单看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增长，确实如此。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中等收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也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两倍。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稳定社会能力，都是十分强大的。因此，中国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与“扩中”战略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快速扩大十分重要的方面。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呢？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否已经达到比较好的状态呢？下一步的“扩中”思路，还需要如何调整与完善呢？很显然，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只是在数量上得到有效扩充、有效增长，与我国的实际人口、实际需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扩中”工作来说，不仅要讲数量，更要讲质量。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数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27.9%，略高于1/4。相反，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都在50%以上，美国为55.9%，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等则高达70%以上，远高于我国的占比。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到底是处于上限的人群多，还是处于下限的人员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都处于群体的上限，且很多已经接近高收入水平，那么，群体的消费能力、稳定社会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质量就会越来越高。反之，则仍处于质量较低水平，难以形成最强的支撑和稳定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也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不断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上限靠拢，不断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质量。

从居民收入的两端来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高收入人群的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如美国，高收入群体占到30.5%。即便他们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没有西欧国家高，但高收入人群的占比高，仍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实力。除高收入群体的占比外，低收入群体的占比也很重要。如果形成了高收入群体占比较高、低收入群体占比很低的格局，无疑是最理想的收入结构。很显然，我国离这样的结构距离还是非常远的。高收入群体占比很低，拥有的财富比例却很高。低收入群体占比很高，拥有的财富却较少，这种倒金字塔结构，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努力改变。

从城乡差距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依然占比较高的国家，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直接决定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从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员结构来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尚不足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一半，且农村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低于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农村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和比重、提高农村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居民消费能力来看，居民的负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很显然，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资产和负债方面的结构，是很不合理的。有数据显示，在居民的家庭资产中，70%以上是房产，如果再扣除汽车、家电等固定资产，居民真正拥有的流动资产比重是非常低的。流动资产比重低，就意味着居民可用于消费的资产少。更重要的，这些资产所对应的负债，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原本就流动资产少，还要应对房贷，能够用于消费的流动资产就更少了。而这，恰恰是中等收入群体最显著的特点。如何优化和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结构、资产内部结构、降低负债，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在倡导“扩中”、积极“扩中”、努力“扩中”的同时，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收入质量、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是“扩中”战略的重要方面。否则，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含金量会下降，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效率也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