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翔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一时间，反思、解读深圳崛起成为本周舆论的最大热点之一。这其中，这两篇文章颇值得我们深读。

一篇文章来自智纲智库创办人王志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长期近距离观察深圳的发展。在他最新发表的《为什么是深圳？》文章中，分析了深圳发展的3个非政经类密码。

其一是基因。为什么4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和文化有很大关系。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深圳恰恰相反，现在深圳接近1700万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确实，那句著名的“来了就是深圳人”，连远离深圳上千公里的我们，都曾耳熟能详。

其二在生态。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深圳生态的一部分。王志纲如是比喻：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而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有求必应，无须不扰，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处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其三为人性。特区成立40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只是俗人按照常识做事，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这更多是“破”的一面，当然就有“立”的另一面。另一篇文章来自《新京报》，专访深圳原市长李子彬。他于1995年至2000年任上，主导了一段“刀口向内”的政府改革历程，被称为深圳的“二次创业”。

李子彬说，深圳的第二次创业，对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提出严峻考验。深圳最早提出简政放权，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洁高效政府，其中不少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国大多数城市十几年时间。

具体包括“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机关建设的突破口”；“‘三乱’问题严重，企业不堪重负，坚决整治‘三乱’是改善特区投资软环境的一项根本性任务”；“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问题是触动了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这些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极为常识的改革举措，能在那时敏锐地提出、坚决地部署、切实地推动，并最终转型成功，每一步都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毋庸置疑，深圳40年一直站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之上，是其他城市追赶的标兵。回顾深圳40年的历程，即使是它10年前、20年前的改革举措，特别是这些动作背后所蕴含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于今日，于我们的城市，依然有着偌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