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鸣

独自躺在做头颅核磁共振的幽闭空间里，“咚咚咚，呜呜——吱吱嘎嘎——”，第一声噪音响起来，我就想拔腿逃走，我后悔生病了，后悔做这个检查。机器发出各种可怕的无法推开的电流声、哮鸣音——要持续半个小时。

万般绝望中，想起父亲做肺部活检穿刺那回说，他侧身躺在那里，害怕又难熬，背完了30首古诗，总算好了。于是我也说服自己开始背诗，挑了最长的《琵琶行》《春江花月夜》《长恨歌》，对不起，都只能起一个头，还不知道是不是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大江东去浪淘尽，无边落木萧萧下”……我杂乱无章地默念着、重复着，中间还不由自主蹦出几声“阿弥陀佛”，终于等到大铁门打开，先生在门外，问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听到里面传来装修的声音？”

人到中年，例行的单位体检，忽然成了令人恐惧的事情。年久失修的身体里，莫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肌瘤小囊肿，血液检查的箭头，上上下下的越来越多。我有个同事，好几年不去体检了——怕吓到自己。我不想去，又不敢不去，每次体检完了，都像被揍了一顿的狗，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回想着医生的语气、脸色，心情几天都不能平静。体检报告拆封的时候，那种忐忑啊，就像查成绩、开大奖。这一回住院，就是因为转氨酶超标了几十倍。体检中心的医生拿着我的单子：“你得住院去，去二院，立刻！现在！马上！这个指标会出人命的！”

我来不及，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就在一阵恍惚中，上了出租车，到了二院，挂了专家门诊，缴了住院费，躺到了病床上。直到输液管和血脉相连，才从机械状态中回过神，拿出手机。拿出了手机却不知道该打给谁，孩子在高三的教室里，父亲在化疗的病床上，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先生两小时前发来一条信息：“亲爱的你今天什么时候到家？”

后来整整一个星期，各种化验、检查，病因仍然不明确，我却知道，这种种的不适，就叫做中年的委屈。不管是什么，都不能让父母忧心，我在电话里用轻快的声音编造着不能去看他们的理由；也不能让孩子分心，告诉他妈妈生了点小病，一个月不能回去，明明是笑着和他说的，最后却泣不成声，因为我竟然还在无法自控地想着回家给他做饭。

每天独自躺在病床上，能做的事就是一滴滴数着点滴，一直数到三千滴，四千滴，五千滴，流年逝去的声音越来越大。病房的隔音不好，旁边又是开水间，就像一个小小的市井，各种八卦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有人在哽咽着说：“我恨不得替他把病生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的，他还没成家呢！”她的儿子26岁，住院两个多月了，无论如何对症下药，各项指标一直下不来。大家都劝着她，“会好的会好的。”隔天有一个病人出院走了，同病房的人叹息：“医生说要换肝，他没有钱，能怎么办呢？”早晨听见外面传来压抑的痛哭，从窗帘缝里望出去，是一个形容憔悴的女子，蹲在晾衣架下，手指上涂着暗红色的蔻丹，蒙着脸，眼泪从指缝间横七竖八地淌下来，她哭着用扬州话打电话，让我辛酸地想起郑板桥的《思家》：“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我的扬州一定也在梦我。从住院的第一天起，我就想出院。

这生病的日子束缚了我，也警告了我，生命进度条的莫名卡顿让人悚然而惊，原来身体才是一切意义的载体，然而我和我的身体，拿彼此都没有什么办法。当医生把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递给我，说骨头和脏器没有显示病变。我松了一口气，但是抽出一张张黑色的胶片，它们在白炽灯下的样子，还是惊到了我，我看见身体被剔除了血肉和色彩，只剩下骷髅的样子。我不敢多想，反手把它们压到被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