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闻生

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期，非常喜欢看书，尤其对那些大部头的书更是情有独钟。

看书的前提是得有书可看，但那时的文化生活普遍匮乏，老百姓为生计忙碌，很少有多余的财力往书上投的，所以，书就成了稀罕物，就连“看”，也是一种奢求。为弥补看不到原著的不足，我曾去隔壁的邻居家，站在收音机前，愣是候上一两个小时，为的是听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也曾眯着双眼，面对新华书店墙上的海报，盯上过半天，因为那上面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简介，字字珠玑，撩拨我的同时却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兜里没钱。

我的零花钱几乎都是大年三十晚上父母给的，平时呢，也能得到一点，但都不多，一般就是几分钱，很少有超过一毛的，就这样，且支配权还不完全在我手上。家人常关照我，叫我不要买这个、那个。幸好我的购买欲中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那个”，我只是想买书，所以相对来说，钱，容易“花出去”，我只剩筹集和积攒的份。

为了攒钱买书，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其间，哪怕有一分钱的意外“收入”，我也会收好，放枕头底下搁着。但往往是钱还没攒够，就又变少了。所以，尽管跨度很长，也没实现用存钱的方式来买书的愿望。记得有一次家里买米，钱还差点，我便把自己微薄的“私房钱”拿出来。母亲见状后，很吃惊，问我钱是从哪来的。我告诉她，是我一分一分积攒的。母亲听后，不再说什么，却被我发现，转过身去的她，在悄悄地用围裙擦拭着泪水。

1965年的那年春节，我破天荒地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压岁钱。居然是一块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拿着那一块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但绝不是查验其真伪，而是觉得太稀罕了。我问母亲，为啥给我这么多。母亲告诉我，是因为我在期末考试中，两门主课都考了一百；再就是呢，我人也大了，又很听话，不会乱花钱的，所以就给了我一块。哦，原来是这样。我兴奋地将压岁钱收好，几个晚上没睡着，盘算着该怎么节约点用，可最终我却“乱花”了一回，因为我太喜欢书了——无论是读还是买。所以，我别无它念，径直去了新华书店，准备买一本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可不凑巧，该书卖完了，我只好在书架上随便地翻着，不料却看中了一本叫作《高老头》的世界名著。虽然于我来说有点深奥，但我还是买了下来。

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视书为宝贝，没事常去书店和图书馆转转，同时也会在逢年过节时，提醒身边的家长们，不要给小孩那么多的零花钱，可以送些书做礼物。经常是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们打断：“现在谁还去买书啊……”唉，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难道自己已落伍了？我不置可否，仍在怀念我小时候那些曾经看过以及想看而始终未看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