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苏

倪远甫，镇江人。其先人倪远年在宿迁经营钱庄业务，是当地少数与北京等地实现通汇的票号之一。他少年有才，喜欢交游，考中举人后，遇社会大变革，就开始把精力转向金融业。为此，他来到了京城，广交朋友，四处铺路，后来，到了大清银行下属的支行任职，渐渐在银行业中小有名气了。

在大清银行任职期间，他结识了两个重要的朋友，成为至交。一个名叫吴鼎昌，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吴鼎昌，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1903年4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

另一个名叫岳乾斋，是在保护文物上为国家做过大贡献的人。岳钱斋，本名岳龙，北京人。他曾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

岳乾斋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曾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溥仪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生活费，曾一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和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40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收藏在盐业银行的宝物都回到了故宫。

倪远甫效力的盐业银行由袁世凯表弟、张伯驹之父、久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创办。成立时，张镇芳自任经理。清末时张曾任盐运使，民国初曾任河南督军、总统府顾问。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成立时实收资本125万元，1925年增至650万元，1933年增至75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当时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这时，倪远甫已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岳钱斋担任北京分行经理，三人掌握了盐业银行的大权。那时，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是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

倪远甫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创始人，他负责了该行的筹办事宜。他首先在上海北京路江西路口银行业集中的地块，购地新建行址。1931年，盐业大楼落成，这是一座高七层的钢筋混凝土、板、柱结构的大楼，具有折中主义风格，细部的处理带文艺复兴特色。现为上海文物保护单位。大楼开张后，业务很快地扩展开来。当时，上海的银行业为了加强团结，共谋发展，决定成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最有实力的“北四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即南三行）均加入了公会。

由于盐业银行的实力所在和倪远甫在当时金融业的元老资格，倪远甫被推选做了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会长，而且连任了四届。

身居高位后，倪远甫不免表现出高身价的作风，不思进取，坐等顾客上门，业务平平。以后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后，业务有所增加，仍然坐享其成。其经营理念远不及陈光甫，缺乏“顾客是上帝”的远见。举一事为例：每年倪远甫的生日，虽然照常到行办公，该行也照常营业，但全行职工均须按资排辈分批到经理室为他祝寿，当天银行中面晚酒招待全行职工。与银行来往密切的顾客，投其所好，都来参加。大有银行是我，我即银行之意。后来，自己买卖公债不顺手，又在本行内开户透支，其威信不免受到影响。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断失败，导致华北时局紧张，盐业银行北京总部迁到上海，由王绍贤主持工作。王绍贤原来是北京分行的助理，地位远不如倪远甫，倪远甫自感难居其下，辞去了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归隐于镇江市仙鹤巷的住宅内，与外界甚少接触。

倪远甫任上海分行经理期间，虽无显著的成绩，但他在主持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会长期间，能顺应时代发展，助力推进上海金融自由港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1918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成立，这是一个主要由银行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发起单位达到12家银行，在上海可谓银行业半壁江山，在全国也是声名远播。1925年，公会会员单位增加到了24家，规模扩大了整整一倍。这表明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历届会长和董事的倡导下，现代银行理念和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真正走出官商结合的陷阱，进入市场自由竞争的时代。

上海银行公会的内部管理秩序，始终守住了非政府组织典型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资料记载，从1918年一直到1926年，这家民间自治的组织，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格局，很大的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一直都是由会员选举和再选举而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由某个有影响力的人指定董事的现象发生。其中孙元方和倪元甫曾连任四届公会会长，宋汉章、陈光甫、李铭担任过三届，钱永铭出任过两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等大型全国性银行的总经理。这些人在银行的声望增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个民间自治组织的博弈能力，使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普遍拥有了非常大的自治权利，为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按照市场的自由秩序来开展业务，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造就了上海金融市场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