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德平 李明明 朱旭海

第二章 “啷当”化蝶 妙生丹剧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天堑，向全国进军。

5月初，丹阳宝塔弄5号“戴家花园”成了上海战役总前委的办公地。邓小平、陈毅等众多将领和战略家在这里运筹帷幄，为解放上海、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石。丹阳这座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全新的生活。人民当家做主，欢欣鼓舞，共同迎接崭新的时代。

春风骀荡，阳和启蛰。丹阳人民满怀翻身的喜悦，结合庆祝节日和为政治运动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生活成了大舞台，扭秧歌、打腰鼓，这些充满民间风情的活动成为大家的最爱。在排练中，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期待。那鲜艳的服装、激昂的鼓点，是对生活的赞美与歌颂。当秧歌队伍舞动起来，那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犹如一条彩带在风中摇曳，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码头工人、机米厂的工人，他们不仅在码头上、工厂里扛起重担，亦在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他们将民间传统节目舞龙灯、荡湖船搬上舞台，成为华美的一幕。龙，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刚毅与不屈。湖船，则代表着柔美与浪漫。丹阳第一个国庆文艺汇演的舞台精彩纷呈，各行各业排演了近百个文艺节目，类别五花八门，有歌咏、秧歌、莲枪、腰鼓、京剧、话剧等，国庆前后在工厂农村上演了数十场。水电公司水厂职工组织话剧团，演出的《未开出的列车》，医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联合演出的《思想问题》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丹阳土生土长的“啷当调”当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啷当调”作为流传于丹阳地区的地方性曲艺，之所以能够实现向丹剧的转型，并得到新中国文化体制的承认与接纳，是因为“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

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戏剧界称为“五五指示”。中央政府正式以公文的形式鼓励地方性小剧种的发展，明确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翌年秋季，文化部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充分肯定了地方戏存在的价值：“我们第一次戏曲会演所呈现的就是‘百花齐放’。因为中国极大部分戏曲，都是地方戏。京剧与地方戏各有各的好处，所以要提倡‘百花齐放’。”“五五指示”和“百花齐放”方针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啷当”说唱向丹剧的转化。

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安居乐业，给“啷当”艺人带来了更多的演唱机会。艺人或在场馆坐唱，引得观众满堂喝彩，或结伴走唱，行吟于大街小巷十里八乡。总之，“啷当”说唱在丹阳十分活跃，盛传不衰。

家住延陵季子庙附近的陈金堂，从小父母双亡。11岁那年，耐不住饥饿，他手持一根青竹棒，伴随“啷当”说唱的盲人充当侍童，走街串巷，讨得三餐粗茶淡饭。他眼明手快脑子灵活，耳濡目染中慢慢从“啷当”滩头和本头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算是开蒙。后来又专门拜师学艺，尽洗乖声，终入堂奥之门，“啷当”说唱诸多曲目烂熟于心。1952年，陈金堂应征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第三批入伍志愿军新兵，在苏州木渎集结受训三月。这期间，他还为战友们演唱过“啷当”滩头《杨家将》等曲目。陈金堂的演唱风格属于西部“啷当”，他的爱女陈玲梅1947年出生，生下来的时候近乎全盲。陈玲梅从小跟着爹娘“沿门卖唱”，晓得“啷当调”宛如人生，有喜有悲。她习唱“啷当”，得到父母亲炙，勤学苦练，声腔稍有讹错，少不得戒尺的责罚。由于她天资聪颖，对东西部“啷当”说唱板式和唱法兼收并蓄，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陈玲梅后来成了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啷当调”的代表性传承人。

瓦工出身的卞扣宝，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甚至没有进过几天学堂，但不是一个醯鸡瓮里的人。他勤于自学，有一定文化素养，在“啷当”传习总所时，曾被公推为“啷当”艺人总领班。他不仅自己能唱，还着手整理“啷当”曲目。他的代表曲目有《杀狗记》《砻糠记》《长工记》《大红灯》《小红灯》《桂花亭》。新中国成立后，卞扣宝一直没有中断“啷当”曲目的传习工作。后来，他听说丹阳文化部门要在“啷当”说唱的基础上创建丹剧，主动献出了所有保存的“啷当”曲目手抄本20余部，还亲自演唱《砻糠记》，为丹剧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录音资料。

“啷当”唱的是丹阳人自己的调，好听生动又上口，越来越多的人热爱上了这门说唱艺术。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