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铁牛

1851年，年仅12岁的少年马相伯，心里早就有到外面看看的愿望。他曾听人说，上海是个大地方，有天主教堂，不仅可去那里见到大世面，还能学到许多知识。马相伯就瞒着父母，只带了平时积攒下的几块钱，从镇江跟着内河上的货运船，独自跑到上海。史家说：“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马相伯出生在丹阳一户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到上海后，去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求学。此后，马相伯相继升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马相伯学贯中西、通晓8国外语，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教育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和宗教界爱国领袖。他以一己之力创办了震旦、复旦两所著名大学，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参与创办辅仁大学。

马相伯从小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不断向国民政府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人民尊敬称他为“爱国老人”。百龄大庆时，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赞马老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马老是“民族精英，国家之瑞”。近年来，马相伯的人生价值和大师品质已被各界人士重新发现，被誉为“大家的大家”。

马相伯的百年人生历程，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国人先后建立有多个“相伯图书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更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而应时时缅怀，念念不忘，岁岁感恩。

复旦初期的相伯图书馆

当初的相伯图书馆，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马相伯而建。

复旦大学前身是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当时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间房屋作为阅报室。1912年，学校迁至徐家汇李公祠，利用戏台陈列少量图书报刊作阅书处。1918年，复旦戊午级学生在毕业前夕集议每人捐款2元购置图书，成立戊午阅书社，复旦大学始有公共阅读空间。后来由于学校逐年添购图书和社会热心人士捐赠，藏书渐多，此为复旦图书馆雏形。

1922年春，大学部迁江湾，图书室设于复旦校董黄奕住建的“奕住堂”楼下，占屋不过两间。1929年将原有奕住堂增建左右两翼，成工字形大厦，全部楼上下，均扩为图书馆之用。至1937年，增购书籍数万册，规模日宏。

抗战时的相伯图书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校中图书幸于事前迁至安全地址，旋奉部令内迁，因与大夏大学组织联合大学，在牯岭开学，其时淞沪抗敌，交通濒危，乃将一部分图书，用小汽轮运至镇江，再转九江，迁牯岭，再迁重庆。

1938年秋，迁川的复旦大学于黄桷镇租赁平房一幢，三开三进，前后共九间作为学校图书馆，内分书库一间、参考室一间、阅览室三间、杂志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可容纳百数十人的阅览。

1939年，马相伯病逝越南谅山。复旦大学校董会、复旦同学会发起组织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于右任任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叶楚伧任副主任委员，募款建造相伯图书馆。经商定，拟在北碚复旦大学内建“相伯图书馆”，以作纪念。委员会向执政当局及社会各界发函，邀请列名赞助。先后得到蔡元培等100多位社会名流的回应。当时建筑经费拟向社会募捐，目标20万元，其中10万元作建筑费、5万元购置图书，5万元出版马氏遗著。

复旦大学向各地校友会及校友发函，请他们协助母校募集相伯图书馆建筑基金。因宣传广、声势大，赞助人得力，抑或因马相伯之名望，募捐活动很顺利。至1940年6月，半年时间就基本达标，其中金融界出了大力。初因营造商投标标价过高而被建筑委员会废决，后物价逐日猛涨，纸币成倍贬值。校方无力顾及而延至1941年7月，相伯图书馆开工后，时建时停。校长吴南轩呈文教育部请求补助，未获此款项。资金断裂，相伯图书馆暂时成了烂尾。

1943年3月，章益受命出任复旦大学，再次呈文教育部，教育部同意校方向银行贷款300万，作建筑校舍之用。8月，相伯图书馆竣工，复旦大学在北碚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建成的相伯图书馆系“工”字形建筑，由于右任题写馆额。楼下左右两翼为普通阅览室，中间为借书处，后连书库。楼上中间为杂志参考室、编目室及主任办公室。左右两翼有房八间，分配给经济、银行、史地、新闻、土木、社会、统计等研究室。

丹阳相伯图书馆

民国时期，丹阳县先后建立过通俗图书馆、丹阳县图书馆和相伯图书馆。

丹阳县图书馆建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馆址在城内文昌阁旧址，藏书3700余册。1936年，丹阳旅沪同乡会常委董肖蓦、韩景琦因对家乡图书馆办理不善，曾晋谒97岁的丹阳旅沪同乡会会董马相伯，请教办馆良方。“相老慨允举其藏书，赠予图书馆，充实内容。”

董肖蓦和韩景琦听了相老的承诺，愿将自己在沪的“乐善堂”藏书8700多册，由丹阳旅沪同乡会转赠丹阳县图书馆，立马与丹阳教育局局长秦蔓园联系。秦蔓园与地方官绅商定后，决定将原有丹阳图书馆扩建，并改名为丹阳“相伯图书馆”，以垂永久。秦蔓园分函聘请丹阳县长江恢阅，以及丹阳各界名流士绅姜证禅、吕凤子、戎法琴、林立山、胡尹皆、裴元鼎、贺云生、戎英夫等20人担任理事。

1936年6月17日，丹阳相伯图书馆第一次理事会议在上海举行，推选姜可生为理事长。秦蔓园、董肖蓦、韩景琦、刘哲民为常务理事。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充任名誉理事。

1937年5月下旬，丹阳旅沪同乡会祝寿代表团进京参加马相伯会长的98岁寿辰庆典，提倡“各界人士与相老有雅故者，以参加祝寿精神而来赞助相伯图书馆”。所赠图籍中，有马相伯出使朝鲜的《高丽日记》1巨册，还有康有为未刊行的著作数卷，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马相伯在捐赠藏书的同时，寄语家乡的人们：一、过目成诵，使人们的天才。读书得闲，在人们的学力；二、兀兀穷年，方知老夫手不释卷的回味；三、钻在故纸堆中，要活读才免做蠹鱼；四、学海茫茫无梁筏，留心我下的苦功夫，便知所有的抉择；五、有些书成了海内外的孤本，应该珍惜，更加要勤读。以上短短五条，可以说是马相伯一生读书心得，很值得后学体味。

马相伯捐赠的图书有20余箱，运到丹阳后，存放在刘哲民丹阳家中后园的防空壕内。虽然逃过了日寇敌机轰炸丹阳城区时一劫，但是却没能逃过日伪分子的阴谋诡计。所赠图书遭敌忌，加之刘哲民在丹阳创办《新生报》宣传抗日，激恼了敌伪分子，最终，这批图书连同刘哲民家其他图籍、房屋一并被焚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丹阳县准备重建“相伯图书馆”。马相伯的学生及好友于右任、柳亚子、邵力子等人积极倡议，李宗仁也表示给予赞助。但终因计划宏伟，经费筹措无方，而未能实现。

近年来，邑人虞瑞泰怀揣浓浓的家乡情怀，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不忘弘扬地方文化，成立了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建立了马相伯史迹展览馆，全力打造相伯文化，马相伯的“名人效应”得到彰显。丹阳市人民政府及时修建了“马相伯路”，命名了“马相伯高级中学”“马相伯实验学校”等，当年马相伯造福桑梓、惠泽乡人的德行逐渐广为人知，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爱戴。

“慎终追远”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饮水思源”是莘莘学子的内心所求。为了更好地发扬马相伯先生的精神，在此我们呼吁建设一座新时代的“相伯图书馆”，造福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