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祝诚

刘晶光的学位论文《20世纪以来双渐苏卿故事研究述略》，回顾该故事的传播历程说：“双渐苏卿的美丽爱情故事，肇始于北宋，繁荣在元代，衰落在明代。”并强调指出：“到了明代，不知为何，双渐苏卿故事一下子衰落了。有明一代，以双渐苏卿故事为题咏的杂剧几近销声匿迹……”这一盛极而衰的奇异文学现象发人深思：这究竟是何原因呢？它给了我们哪些经验教训呢？

窃以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解开这个文学之谜，须从多层面思考、多角度分析。笔者不揣浅陋试析如下。

一是时代社会的变迁。由元入明，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更迭，更造成统治者对文士的看法有所改变。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五“三教”条有云：“孛术鲁翀（1279—1338）子翚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从这则“君臣对”可看出：元统治者前期认为“儒贱”无用，故而迟迟未开科取仕。这就造成了士子晋身无门。在这大背景下，文士社会地位低下，在婚姻嫁娶方面，在与商人的争夺战中屡处下风。人们曾引用南宋郑思肖的《心史》以证：“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农民）、九儒、十丐。”然此说史无凭据。而南宋谢枋得《叠山集》又云：“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自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可见这是“滑稽之雄”的一种“戏说”。但是，它也不是游谈无根的“妄说”，而是元代前期士子社会地位低下的写照。事实上，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后元朝始行科举，共16次，史称“元十六考”，考中进士1139人，但仅占元代文官总数百分之二强。

二是创作动因的衰退。入明之后，儒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见元杂剧《马陵道》）的晋升之路渐开，原来“发愤之所为作”的激情动力也随之衰退，因而双苏故事的播咏也由盛转衰了。

三是文学嬗变的演进。文学的发展变化，除了社会大背景的外部因素外，还有着自身的嬗变格律。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更明确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由元入明后，原来以“关白马郑王”为代表的元代杂剧，逐渐被以“荆刘拜杀琵”为代表的明代传奇所取代。文学样式的演变是如此，同一题材的剧作同样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子显语）而此时，我国世代累积型文学也正以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代表，在争夺看客眼球。

四是主角“人设”的裂变。双苏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初期本都是纯正的青年：书生小吏和县令之女。而到了元代，双渐一角的“人设”已演变成了嫖客，苏卿的身份也变成了妓女。他俩的爱情就变得不那么纯真了。加之剧中妓院人物插科打诨、斗噱嘲弄情节更降低了作品品位。这导致故事仿佛中了病毒一般扩散。有些作者又喜做翻案文章。如周文质即说：“人都说桂英痴，则我道王魁是。”（见【双调】庆东原）在套数【越调】斗鹌鹑·咏小卿中，他便说：“判风月所才人记取：将俊名儿双渐行且权除，把俏字儿冯魁行暂时与。”赵显宏、王举之、张彦文等人的散曲中也有负面描写。到了明人胡文焕的《犀珮记》就更将双苏故事演化为一部“节义忠贞四海扬”的烈妇剧乃至神仙道化剧了。

五是乱贴标签的遗患。由于双苏故事“播咏最盛”，引发“士子、妓女、商人间三角恋爱剧”成为一种流行范式，造成了许多低级雷同之作。这乱贴标签的做法，也殃及了双苏剧的播咏。

六是真爱主题的削弱。双苏爱情故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无他，唯因它讴歌了真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上述种种做法，无疑削弱了这一主题。反观《白蛇传》故事的成功传播，正在于能尽脱白蛇“妖”气，成就了一个敢爱敢恨、有情有义、人见人爱的女性。

七是扛鼎之作的缺失。尽管王实甫能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西厢记》推向峰巅，而他的杂剧《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却未能写成堪比《西厢记》的精品。其他作家同样遗憾未有力作。

八是世代累积的断链。《西厢记》《长生殿》这样顶流的作品，是世代累积、众手深耕的结果。而双苏爱情故事也是世代累积的作品，历经宋元而至明清。却由于上述原因，在没有形成顶流作品之前，就销声匿迹断链了。令人十分惋惜。

今天，我们要吸取前人创作的经验教训，把这个本就深受大众喜爱的故事发掘出来，拂去它身上的历史尘埃，让这颗爱情的珍珠重光舞台。对此，我们拭目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