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裴伟

12月2日下午，古运河畔镇江市图书馆文心讲堂，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江苏省历史学会柳诒徵研究分会承办，一场名为《文化两昆仑——柳诒徵与钱穆》的讲座吸引了200多位文史爱好者。大家凝神聆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钱穆传》作者陈勇专程来镇所作的学术分享。

柳诒徵1880年生于丹徒城（镇江市区）第一楼街。柳家是镇江著名科举世家， 柳诒徵17岁中秀才，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堂。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去职北上，先后执教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7年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1929年任教中央大学，曾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兼任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曾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1922年《学衡》创刊，《发刊词》即出自柳诒徵之手。在《学衡》刊发文章中，有不少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由此在南方形成了以东南大学为中心，以《学衡》为阵地，以批评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想为内容，与北大新青年派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崛起于思想文化界的学衡派。柳诒徵作为学衡派及民国时代东南学派的代表学者，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先驱，柳诒徵主张 “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与陈垣并称“南柳北陈”。改革开放以来，柳诒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念重新受到关注。

学术界都知道，《中国通史》著者范文澜与《国史大纲》著者钱穆的观点成了两个“极端的对立”，前者主张以农民为历史动力，后者强调以士大夫为历史动力。

钱穆1895年出生无锡县七房桥钱家，家境寒素，18岁时成为一名游走乡间的小学教员。他从没迈进过大学的门槛，更没有任何海外留洋的履历，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消化吃透与国学有关的各类学科，直至一跃而起石破天惊。1927年，钱穆被推荐至燕京大学任教。此后，在北大、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治学范围包揽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以及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他在各领域均有真知灼见，多有鸿篇巨制，其《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57部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传世瑰宝。

柳诒徵是年长钱穆15岁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的著者。柳、钱之间有没有交集？

当柳诒徵名重东南之时，钱穆正在太湖之滨的中小学担任教职。钱穆好友施之勉毕业于南高师，是柳诒徵学生。钱穆在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校同事多毕业于南高师，故他对柳诒徵的为人治学时有所闻。就现有的材料来看，钱评柳的文字最早见于其著作《国学概论》中。是书完成于1928年春，书中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引述了柳诒徵1921年发表在《史地学报》上的《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评论这篇文章时称柳氏之言“颇足以矫时弊”。

钱穆对《学衡》《新青年》两杂志，皆“披诵殷勤”，他认为当时的学术界存在着学分南北、并立对垒之势。在对峙中，南派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应是耆儒宿学柳诒徵。据柳诒徵日记记载，柳、钱二人在抗战时期的西南有一段交往。钱氏对清代学术颇有研究，1941年，钱穆在四川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全书四五十万字，编64个学案，清代学林人物大多网罗其中。而此书的审稿者，正是柳诒徵。1943年2月15日，钱穆赴遵义，23日，柳诒徵专程从重庆赶去会晤，两位历史学家终于在黔北古城相会。自25日起，柳诒徵逐日审阅钱著《清儒学案》稿，后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报告书》，对钱著有“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的评价。在审查报告书中，柳氏对钱稿也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如建议将此稿第一编从孙夏峰至费燕峰14学案移入《明儒学案》，以符合晚明诸儒拳拳故国之思。此意见在遵义会面已转达给作者，得到了赞同。

《清儒学案》全书钱穆笔笔亲抄，没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抗战胜利时此稿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葬身鱼腹。全书除序目一篇外，全稿竟佚。钱穆后来打算重新撰写，然而“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这一遗憾在柳诒徵日记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遗”。柳氏在审订钱稿期间，曾摘抄原书，间加批语，前后长达12页之多。从柳诒徵的摘抄中，也不难窥见钱穆这部书稿的一鳞片爪，其材料弥足珍贵。1944年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成书拟英译，柳先生奉命完成审查报告，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71年，钱穆撰《柳诒徵》一文，对柳诒徵主张“言史一本于礼”及其维护和保守中国文化传统所作出的贡献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陈勇教授是《钱穆传》《国学宗师钱穆》《国史纲要》《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的作者，他回顾了“两昆仑”一生的精神志业，紧扣他们治学“关键处，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守先待后 ”，认为二者都重视文化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都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是一种包容性和同化力很强的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并不是一种深闭固拒态度去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去加以融合会通，表现有容乃大的文化气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既是柳、钱研究文化的立足点，又是他们研究文化的归宿。陈勇说用“文化神州系一生”“一生为故国招魂”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关怀和精神志业应是恰当的。因为两位巨擘都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自外生成，绝不能凭空翻新，绝无依傍，所以他们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创造和发展新文化的主体，主张中国文化重建的道路为“继旧开新”“老干萌新”。

讲座结束后，本地几位文史作者还就19世纪末以来“马相伯马建忠—柳诒徵—韦政通”镇江近现代、当代的思想大师辈出的现象，以及传统的礼文化如何在当下创造性转化等问题，与陈勇进行了交流。摄影：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