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春华

私塾，亦称蒙馆、塾馆，是旧时民间流行的一种私有教育形式。新中国成立前，镇江的国立小学数量少，大部分城乡学龄儿童就读于私塾，富有之家则请塾师在家设馆授徒，称之为“请塾”。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刚5岁，曾在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就读了一年时间，对童年时私塾启蒙生涯的那段记忆，仍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塾馆位于正东路东头紧靠城墙，坐北朝南。塾馆西侧是一家杂货铺和几户住家，往右拐便是丁家巷（现划归中营街），再往北走一段就是中营（现改为中营街），当时我家老宅就在这里，离私塾不足一里路。塾馆东侧是一片农田，距老东门土城墙仅四五十米远。

那时，称私塾教书的叫“先生”或“塾师”， 不叫“老师”。我就读的私塾先生姓罗，因此塾馆便以先生的姓命名，叫“罗氏塾馆”。 听附近老人说，塾馆原先是一大族的祠堂，废弃了许久，被罗先生租用改作塾馆。塾馆前后共两进，仅用前进房屋教书，后进房屋闲着。

进入大门，两侧是厢房，为先生会客及书房用。正厅为大七架梁房，高檐口，三开间厅堂，十分明亮宽敞。厅堂窗子上有窗格屏档，下面雕有葡萄、莲子等图案。厅堂前有一方天井，天井西侧植有一株槐树，这里便是我们童年读书上学的场所。

大厅正中迎面墙上悬有一幅《至圣先师》孔夫子圣像，下方设有一张长方形条几，中间供奉着一块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 五字，并设置香炉烛台。条几前便是一张大方教桌和一把太师椅，教桌上摆放着先生教书用的一摞摞线装书籍、纸张、毛笔、笔架、砚台、紫砂茶壶和“戒尺”。迎着大方桌有秩序地摆放着三排十多张小方桌和各式各样的凳子，小方桌供学童读书、写字用，每人一张，坐的凳子须自带，因此有长条凳、方凳、圆凳，形式不一。

塾馆教书的罗先生，五十多岁年纪，中等个子，额头宽阔，戴个眼镜，左腿有点跛，所以有个诨名“罗瘸子”。 听长辈讲，罗先生家住在南门大街附近，学识渊博，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毛笔字。平时，罗先生总身着一件灰色长衫，端坐桌前太师椅上，紫砂茶壶不离手，严肃冷漠的面部表情让人望而生畏。学童们进塾馆时，先得向他鞠躬道好；新进来的学童第一次见面时，必须跪下给先生磕头，还要奉上红包。

记得1949年中秋节过后，二姐手提一张圆高脚长凳，领着我去 “罗氏塾馆” 就读。见了罗先生，我磕了个头，二姐奉上红包。红包实际上就是塾金，按学季交纳，半年交纳两次。当时先生收塾金是以粮食计算的，每学季每个学童约交一斗麦子或稻谷，也可交现金。如若中途退学，塾金通常不退。同去塾馆上学的还有童年的玩伴王传俊，他的课桌紧挨着我。塾馆内共有十一二个学童，都是男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八九岁，我年龄最小。

私塾教学没有专门教材，设置的课程主要是认字、读书和写字。年龄不同，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

学童刚进塾馆头两年都是念“字块”， 所谓“字块”，即学童父母买来红纸，裁成2寸见方的方纸块，先生用毛笔在上面写上字，由学童学认。先从最简单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一些常用的东南西北等字念起，每天教4个生字，第二天在先生面前熟练地读出来，然后再教4个生字，如此反复逐渐增多。

在私塾就读的头两年，一般能认一千多个字，之后便开始读传统书籍。在私塾读书，《百家姓》是“开蒙”读物，接着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先生念一句，学童跟着念一句。然后先生解释词句、文章内容。最后，先生摇头晃脑地把全文通读一遍，再逐个让学童朗读。

写字是私塾中一门重要课程。写字分大楷和小楷，先从大楷学起，当时叫“写仿”， 或叫“仿牌”。即旧时油漆店里卖的白漆底子红漆字的牌子，由学童用毛笔蘸上墨汁照红字描写。仿牌有八寸长四寸宽，上面写的总是这么几句：“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 一去二三里，沿城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等笔画简单的字，用水一冲还能再写，所以又称“水仿牌”“描红牌”， 目的是为以后写仿纸打基础。练习小楷是先生用红小楷笔写在纸上，学生按红字描写，基本上每天写大小楷各一张，直到独立写大小楷并坚持练习。学童写得好的字，先生就在字上“圈红”，写得不好的字，先生便用红笔在笔画上更正。

旧时私塾没有星期天，也不放寒暑假，只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大冬才放假，“罗氏塾馆” 也是如此。因此调皮的学童们编了个顺口溜：“大冬大似年，家家吃汤圆。先生不放学，学生不把钱。先生放三天，学生把三千。”

过去，私塾上学上午和下午均不设课间休息。先生每次教课后，学生就读书或“写仿”。中间上厕所，先生教桌上有块“出入牌”，一面写的“入”，一面写的“出”。上厕所学生将牌子翻为“出”，回来时翻成“入”，如再有学生上厕所，必须等先上厕所的回来翻好牌子后，才能上厕所。记忆中，私塾的厕所设在马路对面农田内，地面上挖五、六个坑洞，用芦席一围便成简易厕所，实际上是一座露天粪坑，粪便每天由拾粪的掏走。

1949年4月23日，镇江宣告解放，人民政府开始逐步改造私塾，不断补充扩大国立初等教育。随后，私塾在镇江城乡逐渐消失，我也于1951年进入了镇江师范附属小学学习，接受了6年国家正规初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