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孙建远

乡村裁缝现在看是一个已消失了的职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高桥，这却是相当令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行当，“学裁缝”是当年乡间最热门的技能，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女孩子的欢迎，因为这是个细活，干净而有脸面。

当年裁缝上门做衣服是按天收费，我读小学时裁缝上门干一天活工钱大概在五六毛钱，我母亲那时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一个工分是二毛几，当时工分最高的是高桥亨四生产队，他们生产队因卖地皮建丹徒县皮毛厂，厂里每年会补贴生产队一笔钱，大概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值四毛几，已很让其他生产队羡慕了，而裁缝师傅可以从秋收后一直做到大年三十晚上，所以他们的收入要远高过单纯的乡下种田人。

每年腊月，在这一年收成还不错的人家，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一家老小做新衣，少则一两天，多则三五天，从棉袄到棉裤，从冬装到夏衣，无所不包。裁缝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这家人有喜事，有女儿要出嫁，需要备嫁妆；有人过大寿要做新衣等等，如果你频频看见裁缝劳作的身影在左邻右舍出现，就一定预示着一年当中重要节日的来临：家家户户都忙着请裁缝做新衣，好穿着新衣迎新年，这段时间也是裁缝最忙的日子，师傅们一般会不停地忙到大年三十。

当时农村里的人家都节省，请一次裁缝像办件大事。要算好够做整整一天或两天的活，女人们会把积攒很久的钱拿出来，相约上街去扯好心仪已久的布料，或者整理衣柜，把平常过节别人当礼物送来，并且珍藏了很久带着浓郁樟脑丸味的布料备好，男人则忙着当天清晨上街去打肉买菜，布料大都是些卡其布、的确良之类，春节前偶尔会有一些缎子棉袄。主家买好布料后，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管中、晚两顿饭，再按天算工钱。

在农村手艺人中，裁缝师傅算比较辛苦的，通常在家吃过早饭后便早早来到雇主家，在雇主家卸下几块门板搭起简易的工作台，天气好时一般就在屋外大门口屋檐下工作，因为屋外光线好，天冷了就移到屋内，由于光线不好往往要开灯，这在以前的农村真是奢侈行为了，但一年就这么一次，主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裁缝师傅中午在雇主家吃午饭，接着工作不午休，遇到冬天白天短，还得抓紧时间，到天快黑时，就得结束一天工作，谢绝雇主的挽留，回自家去，而没有做完的活计等第二天再来干，这便是乡村裁缝师傅们的工作日程。

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高桥本地裁缝师，小时候听我母亲讲：她童年时吃了很多苦，从小被当作童养媳嫁到三洲村陶小圩时，就开始跟人学着做衣服，走村串巷，吃百家饭，做百家衣。因此手艺精湛，即使上了年纪仍耳不聋、眼不花，照样穿针引线，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在上个世纪，其生意曾十分红火，请她做衣服的人也特多。一件破损的衣服，经她巧手加工后，如果不细瞧，难以发现上面的补丁。于是村里人常找她缝补，她也因此成了知名人物。

请她这样名声响的裁缝，要提前排队，她有时忙得连家里都顾不过来。童年时我常看见外婆活跃在我们“三洲村”那带，外婆通常会提前跟主家了解你家总共有多少活，比如说几件衣服、几条裤子，大人小孩有多少，然后以此判定到底是做一天、一天半还是两天，并以此确定何时开始下家，能一天做完的活绝对不会拖成一天半，这也是她获得好名声的原因之一。

那时我家几乎每年都会请外婆到家里来做过年新衣，也做一点别的衣服，时间并不长，最多也就一两天，小孩子们都喜欢穿新衣，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很兴奋：因为一来有新衣穿了，二来可以吃到平时难以吃到的饭菜。外婆来我家做衣服时，母亲一般总会烧些荤菜，通常都会准备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鸡蛋、一碗烧豆腐，外加些地里长的蔬菜，尽管爸妈不让我和弟弟与外婆同桌吃饭，都热情地招呼外婆吃，但肉和鸡蛋外婆通常只会象征性地用筷子夹一下，大部分菜都被慈祥的外婆站起来夹到了已猴急了的我和弟弟的碗里。

外婆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为人也很活泼风趣。有一回她对我说：“看上去你很乖呀，到时候你做我的徒弟好不好？”我听了她的夸奖很是受用，听说她要收我为徒，我想都没想就直点头，心里说：要是当了外婆的徒弟，以后自己就是裁缝师傅，想做什么样的新衣服就能做出什么样的新衣服，这样的好事，还用想吗？

终究我还是没有成为外婆的徒弟，有时想想，自己如此一个笨拙的人，恐怕也不能成为一个像外婆那样心灵手巧的裁缝师傅。很遗憾，外婆已于前年安静地辞世，终年88岁，她的一手裁缝手艺没有传人，只留下了一把曾伴随她一生的粗重铜熨斗。

作者自述

孙建远 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中国城乡金融报》《镇江日报》《京江晚报》《现代金融》等媒体及公众号发表，现供职于农行镇江新区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