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彦如 张剑

六世纪中叶，是中国南北朝历史的转折点。南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丧失了半壁江山，不仅影响了整个南朝的版图，还影响了南北朝的整体格局，以及社会阶层变化。著名学者陈寅恪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

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难 ，是指南朝梁将领侯景发动的武装叛乱事件。江南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梁朝时已臻于鼎盛。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生于建康(今南京)，籍贯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在位时间达48年。他在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将南梁的国力提高了几个档次，同时梁武帝本人重视文化礼乐，因此梁朝的文化相比北朝更加昌明。

然而，梁武帝在位后期政治腐败，风气萎靡，社会贫富悬殊，隐藏在浮华背后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加上他沉溺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掀起佞佛之风，大量人口出家为僧，各地大兴寺刹，进一步导致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削弱。

侯景来自羯族，从小骁勇好斗，本为东魏叛将，归顺后被梁武帝萧衍所收留，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于548年以清君侧为名义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549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将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他掌控梁朝军政大权后，消灭了以王谢两家为首的氏族门阀，从此南朝世族衰亡、寒族崛起。

侯景之乱让南朝承受了空前的历史浩劫，梁朝看似繁华的大好河山灰飞烟灭。自东晋以来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在这期间几乎断崖式下降。江南诸地历经百年的文明沉淀，至此隐入崩塌。

1978年8月，在镇江西南七里甸附近的原金山园艺场七里大队建房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窖藏铜器。据专家推证，这批铜器的埋藏，应与侯景之乱有关。

铜器出土地点位于原镇（江）句（容）公路东侧，距镇江市区中心仅5公里。据调查，铜器出土时是堆放在一起的，有十余件之多，并无其他遗物。从出土的器物和部分铜器上的朱书文字来看，均应属于窖藏。

该批铜器的器形有熨斗、鐎斗、铛、杯、盘、唾壶等。值得一提的是4件熨斗，最大一件口径 7.4厘米、高5.5厘米、柄长 35.1 厘米。其他三件，略小且轻，器形相似，均为宽平沿、直腹、平底，长条柄。在大熨斗上有朱书文字，曰“一千太清二年三月十六日张”。其中另一件上亦有朱书文字，多已模糊，仅见“太清二年口月……”等字。熨斗，是熨烫衣服的器具，斗内置火炭，握长柄操作。大小成序，多达4件，这在考古资料中十分罕见。

根据熨斗上“太清二年三月十六日”的文字推断，历史上以太清为年号的有十六国前凉张天锡和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铜器出土地点属南朝梁的范围，故当为梁之遗物。太清二年，正是发生侯景之乱的公元548年。

窖藏是一种保存物品的方式，通常指人们在遭遇战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将自己珍贵的物品埋于地下进行暂时保存，在考古学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为躲避长达4年的侯景战乱，江南百姓不得不举家逃难，将无法带走的珍贵生活用品仓促埋藏于地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因种种原因，这批窖藏铜器未能再与主人重逢而留存至今，成为还原南朝经济繁荣和社会动荡时期的历史物证。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并开始使用铜。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器，主要沿袭汉代传统，由于青瓷的发展及佛教的兴起，一方面各种生活用品由青瓷取代，另一方面使用了大量的铜铸造佛像，铜器的制作由此开始走向衰退。

京口的铜器制作，在南朝墓葬里只见有零星的出土，这批窖藏铜器，包括炊具、酒具、熨衣具、乐器及卫生用具等，属于一组较为高级的生活用品，代表了京口铜器手工业的较高水平。它们的造型与同时代的瓷器相仿，反映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表明铜器在南朝上层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并且使用的领域涉及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