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诚龙
镇江南山风景区招隐寺清音池畔一条小路的山坡下，有一块花岗岩墓碑，墓碑上用隶书书写有“张东山”，字体苍劲有力，碑石上落款“中华民国十九年……”下款为“里人柳……”其余碑字均被埋在土下。经查证，该墓主人为镇江近代人士张东山，题写墓碑的是镇江籍知名学者柳诒徵。
张东山，和同时代的镇江人士杨邦彦（字振声，号艮斋）、赵玉森（字瑞侯，号醉侯）、徐兴范（字师竹）都是清末民初时期镇江的名人学者，志趣相投，既是同乡，有的又是同学，同事。一度常在焦山聚会，畅谈国事，切磋诗文，称为“浮玉四宾”。
绝意科举 投报新学
皆为佼佼者
这四位人士生在同一个时期，张东山和杨邦彦年龄相仿，赵玉森和徐兴范也差不了几岁。其中赵玉森，杨邦彦中过秀才，但他们都没有走科举这条路，抛弃了科举。四人受新学影响，均上了新式学堂。张东山，赵玉森和徐兴范都在南洋公学上学。当时应试南洋公学有数千人，因为它是我国第一所师范院校，只取40名，张东山，赵玉森，徐兴范均被录取，后都留校教书。而杨邦彦先去南京两江师范任教，与同乡赵声同事，结为好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久被派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经纬学堂师范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张东山在南洋公学上学之前，先进入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小学——上海梅溪书院学习。梅溪书院，学校名为书院，其实学校课程内容大致上仿照西式学校，设有外语、国文、舆地、经史、时事、格致、数学等，这为张东山开了眼界，打了基础。
南洋公学为中国近代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同学中包括不少后来鼎鼎有名者：张相文，字蔚西，江苏桃源（今泗阳）人，著名地理学家、教育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理刊物《地学杂志》；江谦，字益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钮永建，字铁生，上海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秘书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长等职。李叔同，蔡元培也是南洋公学的毕业生。
情寄山水 志存诗词
是学界前辈
“浮玉四宾”中的四人都具文人习性，追求淡泊宁静的生活，而其中以张东山为甚。他在南洋公学七年后，曾 “一年三度到钱塘”，他一生中十九次到西湖。他对家乡山水也十分赞赏，在谈到南徐山水时，充满眷恋之情。“别峰庵下路，与子踏秋云”；“如我逍遥有几人，南徐山水寄吟身。天高云敛岚光净，雨过江清月色新。野径孤行忘俗虑，荒园冥坐乐天真”；“帝子今何在，萧梁绩尚留。此臺仍旧址，有客咏高楼。草色纤含润，泉声缓更幽。道人将煮茗，我独汲寒流”。
赵玉森是四人中个性很突出的一位，他晚年徜徉于山水之间，以诗书自娱。在镇江月华山下建了月华楼，作颐养之所。他有诗写月华山：“月华楼枕月华山，料得山灵知我还。六度蟾圆嗟远道，几回蝶梦绕仙关。舟船疲顿三千里，花木低徊十二阑。重整芳园良不宜，权从佛祖吁平安。”他写诗表感情，寓寄托甚多。如《有怀马相伯》云：“红羊浩劫何时了，引领长谣望赤松。”他一生嗜酒，据说每天喝米酒二斤，写诗上万首，有《清华草》《寄奴草》《北门草》《月华草》。仅《醉侯诗集》就分五集，收录诗382首。“道是非诗恰是诗，是是非非全不管”说出了他对自己诗的评价和写诗的初衷。
之所以当时的文化人寄情山水，追求淡泊宁静的安定生活，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国家局势危殆。“三十精神振励，读史默观时事。十年伏处梅溪，潦倒不成一艺。”但他们心存志向远大：“尘埋应不悔，雄气欲冲天。虎骨腾俱上，龙身晦愈坚。”“励志岂甘随燕雀，存身应是蛰龙蛇。”深感教育的重要，要走培育人才，拯救社会的道路。
这四人都选择了教育职业。张东山在南洋公学待了七年，学校重其教学水平，欲保他晋升当官，而东山先生说：我布衣要官奚为？又说：为大学教授，终不若为童子师乐也。就辞职而去。后来，回到镇江在当时的敏成小学当了老师。当时的敏成小学校董尊重教师，学生好学，教师爱校，除日常教学外，还经常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是省市名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杨邦彦回国后，受地方人士推举，担任镇江府中学堂监督，又被推为丹徒县教育会会长、城厢自治议事会议长。此后，他主持地方教育行政8年，全力筹谋经费，添办了不少学校和通俗教育馆、公共体育场等。一度任众议院议员，但看到政治腐败，无可作为，于是“废然而返”。不愿为官，坚持回乡，重操教育旧业。
赵玉森虽秀才出身，却也无意仕途。先在南洋公学执教，后又到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门下多名仕：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改名闻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都是他的学生。
徐兴范在南洋公学毕业后，辛亥革命前一直在公学任教。后到无锡，镇江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丹徒县学务课长，视学，后被任为教育局局长。在他任教育局长期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生艰难，经济凋敝，为了筹集教育经费、教工薪金，他多方吁求，做出了许多贡献。
情系家乡镇江，
保持民族气节
“浮玉四宾”热爱家乡，热衷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情系家乡文化建设，晚年尽力为家乡做贡献。
张东山晚年在镇江教书时，家中遭大火，箱笥书剑都化为灰烬。“华屋无端祸祝融，三成楼外扇飙风。衣衾早弃重门内，书剑都毁一炬中。”他说：且喜余生在，何妨。他坚持“有生自有死 ，长物概须捐”，曾捐钱物给镇江山水寺庙，将一些仅存的藏书捐给焦山书藏。他虽然身体有病，但很乐观地说：“ 意外风波何必虑，眼前居处久相安。养疴自幸无多病，况有图书博古欢。” 经镇江学者柳诒徵推荐，张东山为焦山书藏委员会委员，并聘请他校书编目，他认为是为家乡做好事，不顾自己的身体有病，带病接受聘用，认真工作，后病逝在焦山海西庵中，享年七十五岁。张东山去世后他儿子张祖言（国学图书馆编辑）继续其父校编，后完成《焦山书藏书目》六卷，它按经、史、子、集、志、丛六部分编，共著录藏书一千八百三十四种；二千零四十一部；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七卷半；另存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二册，内不分卷者七十二种，八十部，二百四十一册，禀赋“焦山书藏书目补遗”。1937年，日寇占领镇江，书藏的房屋和书籍被烧一空，无一留存。张东山去世后，葬于镇江招隐寺山下，柳诒徵书写墓碑，“浮玉四宾”中的赵玉森，徐兴范分别为其作传。杨邦彦赞其人品：“皱瘦透石之秀，中空通竹之风，劲净定山之静，轻平明水之清，其为人也然，其为文也亦然，吾于先生无间然。”东山先生的弟子收集其所存百余首诗，五年后出《东山先生诗》一册。
杨邦彦在辛亥革命中，为光复镇江做出贡献。武昌起义爆发后，京口副都统载穆决心与起义军决战到底，他对镇江起义军早有防备，下令将大炮拉上城楼，对准起义军大营。当时，镇江驻清军有一万多人，有步兵，骑兵，炮兵，有马300多匹，山炮六门，机关炮四门。但是，起义军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清军人心涣散。起义军指挥部精心部署，杨邦彦愿意领头去做载穆的说降工作。经过艰苦的工作，载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缴械投降。军械，马匹等集中交到万寿宫，全城各衙门的大印13颗也一并交出。镇江光复没费一枪一弹，杨邦彦和镇江革命党人，为此做出了贡献。后来，杨邦彦又参加修纂《续丹徒县志》，任总干事，经他多方筹募款项，并对志稿作了最后修改，民国十九年出版。他在民国二十五年去世。
赵玉森晚年一直在镇江月华楼居住。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不少抗战诗歌。《飞蝗》“无数飞蝗下海东，予怀为尔剧惺忪。传闻徐福童男女，不少遗黎在其中。”在《读史问答》中“北海峥嵘苏武节，西山慷慨伯夷歌。”《撽马齿苋》写道“嗟汝何颜敢阑入，快将净土让兰苕。”痛斥敌人的侵略行径。他在对日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辞世。
徐兴范在任教育局长等职期间，严于操守，办事廉洁，凡经手财款，分文无讹，点滴归公，深受赞扬好评。日寇攻陷镇江后，他避隐谏壁故居，保持民族气节，坚决不就伪职。1938年，投谏壁河，年62岁。
“浮玉四宾”四位镇江清末民初的学者，虽没有做出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无显赫的地位，但他们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中，体现出渊博学识，高超品格；虽处思潮体制递嬗之际，内忧外患交迫之中，而能坚持教育事业，坚持民族气节，卓尔不群，讲学南北，热爱家乡，不失立身处世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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