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劳动者致敬，为奔跑者喝彩。这个“五一”劳动节，一直专注于红色题材收藏的闫佳也没闲着，他将收集的镇江市首届劳模奖章等藏品制成小视频发到朋友圈，表达对劳模的敬意，很快收获了不少点赞。记者也被他的视频吸引，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评选进行了一番探究。

藏品皆为意外得

这些藏品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枚镇江市首届劳模奖章（图1），它是四年前闫佳通过藏友交换偶然得来的。铜质奖章五边造型，中间图案为五角星，四周光芒线，下方有一带状物，上刻“镇江市劳动模范”。奖章绶带由红黄两色丝线编织而成，两边为红色，中间为黄色，以黄色线条数区分等级。奖章背后上下均有别针，可以在服装上固定，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设计方式，便于获奖者佩戴。这枚奖章后面还刻有“1955”的年份，但到底是第几届并不清楚，于是闫佳平日就多了一个念想，一直想搞清楚具体状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前的一天，闫佳在银山门古玩城闲逛时，无意中看到一个老笔记本（图2），上面正好有这枚劳模奖章的图案。笔记本上方写着“镇江市首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册”，下方有“1955”，闫佳的脑回路立马就通了，他意识到奖章与笔记本一定有关联，于是买下笔记本回家细细研究。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主人公很敬业，笔记本从头至尾都被写满了。通过研究，闫佳认定劳模奖章就是指“镇江市首届劳动模范”。闫佳还在笔记本中发现了一张1955年8月的党费收据，签名人叫“朱崇山”，但其是不是市首届劳模，闫佳并没有把握。

每逢周日，闫佳有逛南山花鸟市场的习惯。去年他在花鸟市场小摊上又有了发现——一张“招待镇江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代表”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图3）。这张对折节目单为橙色纸油印蓝字，时代痕迹明显。上面信息量不少，封面注明“镇江市文化馆、镇江市工人俱乐部联合主办”，还盖有“镇江市工人俱乐部”大印，时间是“1955、二、二十七”，这样时间信息就明确了。演出节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歌舞，有合唱、西藏舞、迎春舞、马刀舞、鄂伦春舞等，全部由“零壹零壹部队文工队”演出；第二部分是曲艺、戏剧（图4），“零壹零壹部队文工队”的节目叫“卖余粮”、“一车高粱米”，老新街居民委员会的节目是“一定要解放台湾”，迎江工人业余剧团带来了“双推磨”，铁路工会则表演“三层装猪”……至此，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老天爷的不断助推下，闫佳终于将劳模奖章的背景基本搞清楚了。

更多细节被揭示

虽然奖章的大背景知晓了，但仍有很多细节上的疑问。比如说，这枚奖章到底是哪个等级？朱崇山是不是市首届劳模？这些都牵涉到更多材料的发掘。

闫佳并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今年初他有了更多发现。据查，1955年2月，中共镇江市委召开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会上评出市劳动模范57人，其中甲等7人、乙等14人、丙等36人。也就是说，劳模甲等奖章只有7枚。同时，闫佳还找到一张市首届劳模夏阿毛提供的劳模奖章图片，通过比对，闫佳发现自己的与夏阿毛那枚奖章的绶带一模一样，只是奖章磨损程度有所不同。

闫佳对夏阿毛的英雄事迹还是比较熟悉的：夏阿毛生于工人家庭，1949年4月23日凌晨，他驾驶着“协平”轮从镇江出发到北岸，成为运送渡江解放军的镇江第一船驾驶员，从而被誉为“扬子江上的英雄”。1950年9月，夏阿毛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至1956年，他先后被评为苏南区工业劳动模范、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先进生产者，可谓是那个年代的典范。闫佳认为夏阿毛很可能获得的是甲等奖章，如果按照绶带黄线来区分的话，自己的那枚应该也是甲等，属于7枚之一。

更巧的事还在后面。一周前，闫佳终于找到了镇江市首届劳动模范的名单，应为57人，可惜只有50人（其中4名女性），缺7人，里面没有朱崇山的名字，不过这已经很让人满意了。在名单中，闫佳找到了一位颇具知名度的女劳模——市中百一店“一把抓”营业员祁春岚。祁春岚曾在市中百一店工作，1987年退休，她悉心研究服务艺术，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售货方法，热情、周到地为顾客服务，被誉为“顾客的贴心人”。她还曾多次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前进步伐，更是一种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劳模们在各行各业埋头苦干、不计报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当年评选啥情况

对当时的劳模评选，记者也找到一点素材：1950年9月，在中共镇江市委的领导下，市总工会筹委会和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劳模评选委员会，评选7名劳动模范代表出席苏南工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4年基层单位评选劳动模范22人、先进生产者201人，两者共223人，占参加评比的职工总数的1.7%。1955年2月，中共镇江市委召开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会上评出市劳动模范57人。这次会议前，基层单位根据市委下达的市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的条件，评出代表130人，同时评出基层先进生产者252人，两者共382人，占参加评比的职工总数的1.8%。

我国的劳模制度是在学习苏联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当时，主要由各级工会组织开展劳模选拔，以劳动标准和政治标准为主要衡量指标，具体内容随着每一次生产运动关注核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1950-1952年经济恢复期，增产、节约是生产领域的核心任务，因此这两条成为最重要的劳模标准。1954年4月，全国劳模张明山联合6名劳模，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九条关于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皆被采纳，于是“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成为劳模选拔的新标准。到1955年初，全国又掀起了学习苏联经验的大潮。

以夏阿毛1950年9月参加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为例，当年国家以最高规格表彰劳模：开幕典礼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会议期间，劳模参加国庆典礼观礼，出席宴会，游览故宫、颐和园，参加七次晚会；每位劳模可获得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签名的领袖像两张、纪念册一册、纪念章一枚、制服一身、毯子一条、绒衬衣一套及其他日用品多件。这不仅因为它是新中国首届劳模表彰会议，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工农翻身的劳模形象，在全国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

准确地说，每一枚劳模奖章（图5为1988年市劳模奖章，图6为1999年市劳模奖章）的背后都有一个励志故事，虽然我们无法悉数还原，但它的激励作用不容置疑。镇江首届劳模的评选正值我国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劳模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劳模略有不同：后者是对党忠诚、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劳模形象；而前者更多体现出经验丰富、技术先进的技术型特征。劳模评选作为生产体制中内嵌的制度性环节，推动着劳模群体与时代“同频共振”，当下的劳模是精英，是中坚，是时代的楷模和大家的榜样。（竺捷）

图：闫佳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