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的科学认知与利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善为国者必先治水，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公元前3世纪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再到被称为世界水利建筑奇观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凡是有水的地方，必有城市的兴起、区域经济中心的发展和崛起。

河姆渡遗址（距今七千多年）第二层发现的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的先民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管理水的能力。

早在新石器时代，聚居在今日句容丁沙地遗址（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原始先民，就已懂得在村庄外围挖掘壕沟，以防兽害及外氏族的入侵。在马家浜文化时，居住在太湖南岸的湖州邱城遗址（距今六千多年）的先民，已开凿了小型渠道，把水源引进住地，以便饮用洗涤。

水井的普遍使用，对农业的旱涝保收与定居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位于宁绍平原，具有高超木作技术水平的河姆渡先民早已熟知在村落中“凿井而饮”，并构筑木材为井框，以防泥土塌陷其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水井的开凿已较普遍，这在苏南的常熟、无锡、吴江、吴县、江阴、昆山和浙江的嘉善和上海青浦等地都有发现。

水是吴文化发展的自然基础，水利是吴地发展的命脉。水利治理工程的好坏，不但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反映，更是王朝盛衰的一大标志。

水路是古代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说到运河，我们会想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与这些运河相比，中国古人开凿运河的历史要早得多。位于江苏省无锡境内的伯渎河是中国历史上开凿的第一条人工河流，具有3200年历史。流经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是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运河。传说，泰伯奔吴定居梅里后，“穿浍渎以备旱涝”，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率民众在今苏州、无锡间开凿了这条农田灌溉总渠，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三千多年来，伯渎河就像母亲，默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吴地人民。

西周以降，吴国的统治中心主要在宁镇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因此，治理水患、防旱排涝、保境安民，成为吴国统治者的重要工作。

江南并非天然的鱼米之乡，太湖平原之所以后来发展成为“肥饶水绝”富庶的粮食基地，除因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当同先秦时的吴国及至越、楚、秦等国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分不开。吴地曾多次遭遇海侵水扰，外灌内涝，造成汪洋泽国、地毁人亡。面对太湖流域的洪涝灾害，千百年来吴地人民不畏艰险与自然灾害作斗争。

连接太湖和长江的胥溪，沟通江淮的邗沟，贯穿太湖平原的江南运河，连接苏州和周边地区的常熟塘、吴江塘，常州的孟渎等一个个水利工程形成的江南运河网络，既抗旱又防涝，大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实力助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为吴地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水利还关系到国家安全。发现于2005年的丹阳葛城，经专家论证，为西周至春秋时吴国早期城垣遗址。城址内分布有窖穴、房基、水井、水沟，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葛城的形制很独特，水和城环环相套，从内城往外走，越过8米宽的壕沟，就是60米宽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壕沟，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层水环绕两层城。专家们根据种种迹象推测，葛城可能有三层水三层城，总面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这种水环城、城环水的结构和常州的春秋淹城一样，但葛城的内城比淹城时代更早、规模更大，说明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开发利用水利资源。

根据镇江丹阳周边遗址推测，葛城遗址可能是吴国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在宁镇地区到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建立的重要政治中心，可能是吴国早中期的都城城址，也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持较为完好、内涵较为丰富的吴国古城。葛城遗址对于江苏商周时代考古及吴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修水利，便利了交通，发展了农业，带动了工商，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水成市、枕河而居”的空间格局形成了江南传统乡村特有的水网格局。

（张剑 马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