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明

每当经过城南蛤蟆院21号的吕涛故居，我总会停下脚步，默默地伫立着，悼念这位老人。

吕涛，原名吕少哲，其父为民国时期南京的知名大律师。年轻时，他就读于“上海法学院”，是校长沈钧儒的得意门生。毕业后曾任高邮地方法院主任书记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市三中任教英语。后来，他由当时的“红旗公社”调派到“红旗职中”任教，在马祠巷新建的校舍里与我共事两年。当时学校条件艰苦，晚上他还来校值班，早上打扫教室庭院，一点没有旧时文人的陋习。那时我工资甚微，经济拮据，一时糊涂挪用了几块钱学费。他负责会计，发现了我的不轨行为，毫不客气地对我说：“学费是公款，不可以随便挪用！我们是教师，更要守规矩！”我知道错了，答应发工资时扣除。

在职中工作时，我常去拜访他。走进幽静的“蛤蟆院”，来到他温馨的小屋。他端坐在一张旧藤椅上，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慈祥而睿智的眼睛。他说他的婚姻是我祖父介绍的。那时他叔父从南京到镇江来玩，晚上在“大兴池”洗澡，不慎滑倒骨折，随即去了伯先公园对面的“弘仁医院”。我祖父是主治医师，为他精心治疗。相处两三个月，说话投缘，祖父便将院长戴龙继的女儿介绍给吕涛，成全了这门亲事。

其实，我小时候在家也听祖母提过这件婚事。那时，年轻标致、温文尔雅的吕老师经常到我们家做客，“史太太”“少哲”喊得十分亲热。他礼貌周全，尊老爱幼，嘘寒问暖，深受我祖母喜爱。他有时西装革履，有时布衣长衫，俨然一副旧时知识分子的风度神韵。

“文革”初期，“红旗职中”与“红旗中学”合并，从马祠巷搬到山门口，又转到双井路“少年之家”内。随后，吕涛老师偕老伴下放到他女儿工作的江心洲安家务农，我曾随工宣队去陪送。

“文革”风暴过去了，下放职工和知识青年回到了老城。这时的吕涛重返“蛤蟆院”故居，已是七十高龄。

他窗前的翠竹在清风中摇曳，飒飒作响，几近萧疏苍凉。吕老闲居在家，每天照样书写他酷爱的“蝇头小楷”，安度晚年。

我那时在谏壁市十中工作，曾向校长推荐吕老教高三英语。校长赏识人才，同意他前来任教。吕老重返教育岗位，不胜欣喜，工作十分勤勉尽职。一次，饮酒后不适，到医院一检查，原来过去一直以为的“慢性肠炎”已变为肠癌了。

在江滨医院的病榻上，他支撑着孱弱的身子坐起来，深情地怀念他的故居“蛤蟆院”，更念叨他的本职工作。“十中高三没人教英语怎么办呢？等我好一点就去上班！”我握住他枯瘦的手，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最令人遗憾的是，我曾在工会托我送给他的苹果里私留了一只，至今仍十分愧疚。如果吕老还健在，我一定登门“蛤蟆院”故居，送给他一篮子“红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