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允庆

每次搬家，新房中总要腾出一面墙来制作书橱，看着书橱里摆得满当当的千余册图书，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母亲那慈祥的面孔，母亲那浓浓苏北口音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也会同时出现在耳畔。

“文革”开始前，由于父母、兄姐酷爱读书，幼年的我似懂非懂也跟着看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牛虻》。1966年的一天，父亲用颤抖的手，将一本本平时十分珍爱的书扔进烧饭的大灶里，我不明白为了什么，顿时愣住了。只看见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在书橱前拿起这本又放下那本，再三斟酌将选中的书放满了两纸箱。兄姐们抬着两纸箱书转移到了附近“工人阶级”邻居家中。下午，“造反派”上门我才知道，原来那些书都是“封资修”的。

“文革”结束后，兄姐们到邻居家想取回当年存放的两箱书，邻居却不好意思地说：“好几年了，以为你们家不要了，不知道是点炉子用掉了，还是被收旧货的人收走了。”对此，兄姐们只能干跺脚，一点办法也没有。从1966年到1978年，家中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教科书，再也找不到一本“闲书”，提起这一段，家中亲人们总是嗟吁不断。

1979年的五六月份，市面上不断传来震撼人心的小道消息，新华书店要卖一批解冻的“闲书”，而且每人只许买一两本。只读过私塾当年已是68岁高龄的老母亲断然决定，只要新华书店卖书，我们全家三个大人一起上，哪怕一夜不眠也要赶上趟去买！

我们头天晚上九点多就带着小板凳到了位于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然而此时门前已排起了近40人的长队，为了防止明天早上有人插队，大家商量后决定用“发条子排号”的办法。那一夜，母亲兴奋得像个年轻人，不断对我和妻子进行“你们没读过多少书，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教诲。

总算挨到早上八点书店开门，由于我们排号偏后，排到我们时，《安娜·卡列丽娜》《简·爱》等“有味”的书已经卖完了，母亲当机立断“有什么买什么”。于是我们买到了《九三年》《艰难时世》《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和《稼轩词编年鉴注》等，也正是《稼轩词编年鉴注》我方知道，稼轩就是辛弃疾。

母亲两年后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我们，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母亲要求我多读书、爱护书的教诲一直未敢忘。空闲时逛逛书店，买上一两本喜爱的书，已经变成了习惯。如今，看着书店里装帧越来越漂亮、林林总总的各色图书，脑海里母亲在夜色下排队购书的形象，总也挥之不去，仿佛还在鞭策我去敲开“书中黄金屋”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