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怀德

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寻常百姓用竹、木、陶制作而成的盛器以及用铁和铜制作而成的炊具，无不是满足日常饮食的需求。因此我把灶间的炊具和盛器，笼而统之地称为食器。

老家在大港。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锅碗瓢盆和锅铲、铜勺以及缸焖钵子，都用了一年又一年。这些食器沉淀了岁月，沾染了烟火，让我永不忘怀。

锅铲、铜勺、漏勺以及厨刀、蒸格等炊具都挂在一个木质的架子上，架子固定在大灶旁的墙壁上。锅铲和铜勺各有两把。锅铲是铁铲木柄，铜勺是黄铜制作的，也是木柄。锅铲、铜勺已经磨得滑溜溜的，木柄也已经换过好几回。祖母说：“旧的用起来顺手！”漏勺有两种：一种是铅丝编成的，圆圆的，把手用毛竹片制成，用来捞馄饨；还有一种是用竹篾编的，漏斗状，也是毛竹片制成的把手，用来捞面条。蒸格，木头做的或竹篾编的，或方或圆，平时用来放在铁锅里蒸馒头和饭菜。过年蒸馒头、包子，就得用蒸笼了，那只有大户人家才有。

灶间的盛器多种多样。盛饭、粥和生熟菜肴的陶器叫缸焖钵子，最大的叫缸焖，也叫大缸焖；其次有二号钵子、三号钵子，最小的叫小钵子。盛食物的碗都是瓷器，只有幼儿用的碗是木质的，叫木木。新中国成立后，洋瓷碗逐渐取代了木木。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端个木木或者小洋瓷碗，自由自在地吃饭，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再怎么也摔不坏。瓷碗有粗瓷和细瓷之分。寻常百姓平时用的都是粗瓷，只有逢年过节祭祖才用细瓷。粗瓷碗有彩色图案的叫红花碗，有蓝色图案的按照大小，依次叫“大lu呆子”、二号碗、三号碗和小汤碗。还有一种碗，仅碗口有一道蓝边，叫蓝边碗。盛熟菜的盘子也有红花和蓝花的区别，有大有小，最小的叫碟子。

这些老食器无论是买的还是自制的，无论是添置的还是祖传的，无一不敛藏着生活的艰辛，凝聚着深厚的亲情，饱含着家的味道。那盛过面条的蓝边碗，下过馄饨的红花碗，都有着让人动情的往事。

小时候我喜欢到奶奶的房间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奶奶梳妆盒旁第一个小瓷碗的盖子掉在地上打碎了。这是奶奶盛放梳头的刨花水的。我害怕极了，赶紧把打成两半的盖子拼起来放回原处，悄悄溜走。第二天，奶奶梳头发现盖子碎成两半，便告诉妈妈。妈妈揪着我的耳朵，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说：“今天不许吃饭！”我呜呜地哭了。奶奶舍不得我，用蓝边碗下了一碗面条，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捧着碗，我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滴，奶奶去世后，看到那蓝边碗，我都会想起她慈祥的面容。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逐步改善，洋瓷碗、洋瓷盆、钢精锅等新食器不断面世。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生产队办起了大食堂，每天都要到大食堂打饭菜，母亲买了两个大钢精锅。奶奶知道了，说：“把它收起来，等大缸焖用坏了再拿出来用。”我们拗不过老人家，只好每天用大菜篮拎着大缸焖去打饭菜。有一次我拎着饭菜回家，不小心绊了一下，滚烫的粥泼了出来，大缸焖差一点儿打碎了。奶奶说：“没有烫伤就好，以后用钢精锅去打饭吧。”从此，大缸焖一直放在碗橱最下面，只有过年才拿出来和面蒸包子，盛放咸菜和胡萝卜丝、黄豆、花生米等炒成的“和菜”。

改革开放后，全家迁居镇江，妈妈一个人在家守着老屋，还一直用着那些老食器。1988年，我同女儿回老家和妈妈一起过春节。除夕之夜，老人家按照大港的风俗为我们包了馄饨。她还特意拿了几个过年才用的细瓷红花碗下馄饨。肉馅的小馄饨，浓浓的骨头汤，味道鲜美。我们正吃得高兴，不知道女儿怎么把碗掉在地上打碎了。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才好；女儿呆呆地站在一旁。妈妈乐呵呵地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并给她重新下了一碗馄饨。我们有说有笑，吃完了馄饨，到堂前供天守岁。

妈妈去世后，老屋易主，老食器大都流失了，只保存了几件留作纪念。如今回想起来很是惋惜。尽管家里有各种现代化的炊具和精美的盛器，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些敛藏着艰辛，凝聚着亲情，饱含着家的味道的老食器。